炒股配资门户在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后

来源：《书城》杂志，2010年第4期，页码46至53；《中国经营报》；作者个人博客。

作者：C.J

原题：《不可有他法？——纪念顾准》

“那位向我推荐的朋友告诫我，观影后定会泪流满面。我起初并未当真。然而，出乎意料，泪水真的夺眶而出……”

—— 一位读者

三十五年前（本文成稿于2009年12月3日——编者注）十二月三日，夜幕低垂，风雪交加之际，顾准不幸与世长辞。今撰写此文，旨在深入探寻他的生平，缅怀他的事迹，并对他的贡献致以诚挚的感激之情。

一

1952年，年仅37岁的顾准遭受了职位的变动，被免去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一职。

此次撤职事件，缺乏相应的档案记录，仅存于当年2月29日新华社发布的电讯稿中寥寥数语。顾准长期以来表现出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，自视甚高，对组织纪律视若无睹……尽管屡次接受教育，但其行为依旧未见改善，故此决定对其予以撤职处分。

在那个人人身着黄布军装的年代，一位身着背带裤、佩戴玳瑁眼镜的青年，在给弟弟的书信往来中频繁使用“睥睨”一词。这样的他获得这样的评价，实属理所当然。

他不是出身望族，年仅十二岁，他便在上海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了学徒生涯，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。及至十五岁，他已撰写出中国会计领域最早期的教材之一。大家都承认，“在整个大华东地区，实在难以寻觅到如此才干出众的英才。”

此人不服用。

中财部曾有意将他调入，然而他执意留在上海，言辞中流露出对官场生涯的淡泊，“一旦入阁，不过是盆景，难以成长为参天大树”。

不仅拒绝参与，他还对上级所倡导的“民主评议”式的征税方式表示强烈反对，坚持认为征税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税率。他的态度不仅限于反对，更是通过连续发表文章，深入剖析并论证了正误之分。

撤职后，有人为他辩护。领导：“顾准不听话，不供饭。”。

在那天被免职的夜晚，他缄默不语，独自在办公室中静坐至晨曦微露。他的秘书也陪伴了他，一同守候了整整一个不眠之夜，尽管室内无暖气，她的双脚也因寒冷而疼痛不已。翌日破晓，他用力推开房门，毅然踏出了办公室。

一个人正值壮年，内心由狂热转为严寒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呢？

李慎之，同命运者（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，曾担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，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）我曾写道，“我感觉我的精神此刻已然支离破碎。以一个具体例子来说，我如今根本无法聆听那些我深爱的音乐，因为它们会激发我无法承受的混乱情绪。在我看来，贝多芬的激昂悲歌、莫扎特的纯净幻想，此刻与我已是格格不入。在一个人能够体验到喜悦或悲哀之前，他首先必须坚信自己是正直与诚实的，而我却无法做到”。

未明确撤职缘由，顾准面对撰写检讨书竟感到无所适从。他意图涉及民主评议的话题，却屡遭他人劝阻，告知“切莫涉及此事”。即便如此，连批判他的会议，他亦无权旁听。在市委简报中记载的顾准同志的检查工作，实由其后继者代为执笔。

若不听从教诲，抗拒遵循，终将面临失去融入社会的机会。

在那段时光里，他心中无事可牵绊，夜深人静，难以入眠。他躺在床上，聆听马路上车辆喧嚣的嘈杂声，那声音逐渐归于沉寂，而当零星的车辆启动声再次响起，伴随着人声，便预示着黎明即将到来。

尽管缺乏李慎之式的自我质疑，他心中自然也充满了激愤与挫败，然而根据其日记所载，他的灵魂从未有过裂痕，他始终坚守着独立的品格。

他仅是提出对撤职一事进行复核，却遭拒绝，得到的回复简短至极，仅有“此事已解决”六个字。

顾准于1940年告别上海，投身新四军的行列。而这幅照片，摄于1942年3月5日，地点位于江苏阜宁县的东坎乡。

二

朱学勤（著名学者兼历史学家，上海大学历史系之资深教授）曾提问题：“在那个时代，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怀揣着强烈的道德热情和思想胆识，却鲜有人能如顾准一般深入探究，远行至如此境界，这是为何？”

顾准并非天生才智超群，他的思想体系是逐步构建而成的。你仿佛能目睹他逐个将脑海中的观念之桩逐一抽离的过程，这正是他值得尊敬之处——因为这表明，这样的成长路径，其实每个人皆可尝试。

刚卸任高位之际，他的思想仍保持着较为正统的立场，典型的体制内成长者。他自认为命运多舛，不过是“遭人陷害”，未曾深入反思。他回首过往，对自己身处高位时的傲慢感到可笑，戏称那时的自己为“小职员哲学”——只是略知皮毛地阅读了些报章杂志，行事却如才子般随意，一遇良机便勇往直前，一旦失策，便遭遇不幸。他反思，过去在思想上的细腻程度，实在有待提高。

这似乎也是许多赋闲者常有的思考，并无什么特别之处。

经过一个月的沉淀，他开始涉猎诸如初等几何、代数、微积分等书籍，投身于数学的世界。在这片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波动无关的领域中，他仿佛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。他沉浸在纯粹的理性思考之中，直至1955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，此后的业余时光，无一例外地全数倾注于数学的探索之中。

他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，因此很快便能熟练掌握相关知识。对数理逻辑中的严谨思维深感痴迷，他常常沉迷其中，以至于夜深人静之时，不慎受凉，最终导致了急性肺炎的发作。

然而，他很快便超越了对三角尺与圆规的初阶迷恋，宣称——“逻辑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，然而研究经济学的真谛，必然离不开对历史的深入探究。”

他投身于对西方史与中国史的深入研究，而英语则成为了他不可或缺的利器。凭借这一工具，他得以跨越当时束缚知识分子的思维藩篱。恰逢中央党校学术研究的鼎盛时期，尽管图书资源有限，他却能够直接阅读凯恩斯与斯密的原著，并亲自着手翻译《资本论》。

朱学勤说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，终未能触及顾准所达到的成就高峰，究其原因，乃是“知识的边界与逻辑的局限束缚了他们的前行步伐”。

知识求实，逻辑求是。

疑问一直存在。在那个狂风肆虐的时代，他竟能在狂澜中稳如磐石，仅用双手紧握这两颗石子，既不被卷走，亦未沾染一丝风尘。顾准曾言，那一年间的生活让他养成了“读史”的习性。此习性之益，莫过于此。"事事需自行判断。"

一旦养成习惯，它便会自发引领我们踏入未知的领域。

顾准战争年代合影

三

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，且不再怀揣改变世界的抱负时，功利心便会随之消散。他便会以“豁出一切”的态度投身于阅读，记录笔记，全力以赴，施展笨拙的功夫，以期拨开思想迷雾。

1956年春季，他开始质疑凯恩斯为资本主义所提出的治疗方案是否可能失去效力。

我曾在笔记中写下自己的看法，坚信并非如此。然而，（苏共）第20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。这似乎表明，我的立场与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谋而合……

他突然对自己的念头感到惊愕，低声问道：“这真是糟糕吗？”

但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逻辑上赞同计划经济体制的这套规则，这些规则被视为专断、缺乏连贯性，以及逻辑上的不完整性。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尖锐无比，指出其“用道德教条的形式美化、粉饰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”，并断言这个理论体系似乎不可避免地将走向崩溃。

数日之后，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研讨会上，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决心将这一想法公之于众，与他人共同探讨价值规律的作用。恰逢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实施已满四年之际。

“这题不用讨论了吧。”学员道。

他只好收起来了。

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发言

他看到了那条显眼的红线。他在日记中自省道：“然而，我必须停止这种行为，否则终将引发麻烦。”也有颓唐之感，“享受家庭生活的平静，心满意足地拥有几处居所，积攒些许积蓄，只为购买一台收音机，等到老年，便在黄山结庐为舍，就此了此一生。”

张爱玲在翻阅曹雪芹修订《红楼梦》历时十年的手稿时，不禁发出感叹，称其为“天才的横剖面”。同样，我在阅读顾准那段两年的日记时，亦深感共鸣。

透过这横截面，我们得以窥见，人的心灵与智慧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逐渐培育与强化的。

7月3日，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再次毫不犹豫地踏上了“出问题”的道路。那篇文章的撰写过程，对他而言实乃前所未有地艰难……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稿件，愈发凸显了价值规律的重要性，直至其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“政治挂帅”的指导方针背道而驰。

他毅然决然地推开了马克思所提及的“地狱与科学共通之门户”，一旦这扇门被打开，便再不容许有任何畏缩与迟疑。

踏入房门之际，他已预览了未来的景象。那是在1964年，他着手进行翻译工作。在经济学领域，熊彼特的巨著《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》堪称经典之作。，里面有一句话：“于缺乏民主法治保障的群落之中，道德约束与文明思维或感知方式的骤然丧失，……让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众所周知却又无人愿意直面、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……”

他精确地预言，“我国政治氛围的显著转变预计将在明年拉开序幕。”

“于屋檐下躲避狂风骤雨，务必安然度过。”他如此记录道。

顾准的读书卡片

四

“审视现实，而非沉溺于愤懑，便能更多地发现值得观察与记录的细节。”他在日记中如此记录。

于河南商城执行劳动改造期间，他身患腰疾，手持的是一把短小的锄头。无奈之下，他时常不得不屈膝跪于泥泞之中，仅凭双臂之力艰难地匍匐前行。膝盖磨破，双臂红肿，手掌更是血迹斑斑，伤痕累累，以致于连笔都难以握持。但他写道，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，我们才有幸接触并学习我国农村经济这一课程。”

已不习惯在上海穿背带裤。他的新任务是清理粪便，迫于饥饿的压力，粪便的存量也在逐渐减少。他不得不站在他人身旁，耐心等待他人完成排泄。他的衣物上沾满了粪便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甚至可以省去工具，直接用手将粪便捡拾起来。

在连续数日每日长达15至16小时的高强度劳作之后，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冷静的反思，总结道：“充沛的劳动力供应正在建设中，这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。此类队伍通常军事化程度高，其工作效率远胜于普通民工。所谓‘政治挂帅’，即是指运用政治手段来实现经济目标。”

1959年河南秋冬劳动队的三餐仅以红薯叶子为食，然而在他看来，这“已是天堂”。他的日记中，大量篇幅记录了他每日所能觅得的食粮，甚至不惜提及所偷之物。他内心深处难以掩饰那份卑微之感，感叹自己“变得下流了”。

在“哀鸿遍野”的饥荒肆虐之际，他已心力交瘁，再无心力去像1956年那般为自己的命运愤懑不平，甚至连感慨的力气都已丧失。他在日记中记录下所目睹的浮肿、死亡以及人食人的凄惨景象。

他剖析历史必然。在经历了干旱与灾害的考验后，我们决定向地球发起挑战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，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……除了减少农村人口以转变生计经济之外，难道没有其他途径可行吗？

阅读至此，我原本以为他那令人寒心的冷静态度，源于斯宾诺沙式的历史观。“不赞誉，不诘责，亦不感遗憾，仅求洞悉与认知。”。

然而，翻阅数页之后，他回想起撰写此段文字时，心中涌起阵阵剧痛。

那话像针扎心。

或许就在这一刹那，我真正领悟了他的心声——他探索世界的初衷，并非是为了追求知识分子式的精神满足，亦非为了所谓的“为圣贤立言”，更非为了向他人证实自己的正确。他所进行的每一项研究，每一次的幻灭与重建，都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，那些真实鲜活的生命。

还有我们后代。

他自是心生怒火，然他未曾试图回避，亦无意装作一位无动于衷的看客。他仅是将这份愤怒作为起点，踏上了前行的路途。

面对哀鸿遍野的惨状，他内心深感羞愧，但坚定的信念让他说道：“我必须保全自己，至少要记录下这时代的历史，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。”

大声说话，应有机会。，他写道。

1960年伊始，他肩负着行囊，以扁担为伴，踏上了归途，“自此，我踏上了步入城市生活的征程。回望1959年的秋冬之际，厉行上调的政策使得城市供应相对顺畅，然而在这片农村，情况却截然不同。”

他再次挥笔，字里行间流露着无法抑制的剧烈心痛：“我忍不住心头一阵阵剧痛！！！”。

1961年10月，顾准在八达岭。

五

自1966年9月起，直至1968年8月监管措施启动，我（一）逐一重读书架上那些曾经翻阅过的历史典籍，并对乾隆帝的“御批”《通鉴》进行了研读；（二）对马克思全集的二十余卷进行了系统学习，《资本论》的三卷以及马恩的其他著作，以及所有手头上的与马恩相关的其他作家作品，均一一研读；在此过程中，我摘录了数千张卡片；（三）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系统学习；（四）为了深入理解他们的观点，我补充了数学知识，花费了四五个月的时间，复习了代数，学习了微积分，并初步涉猎了线性代数；（五）凭借过去的经验，我深知翻译是精读的绝佳途径。于是，在阅读了大量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后，我开始翻译乔安·罗宾逊的《经济论文集》第二卷以及约翰·密尔的《政治经济学原理——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》。前者已全文翻译完成，后者已完成第一卷的四分之三。总计，这两部作品的译稿约四十万字。1968年8月，随着监管的开始，我暂停了笔耕。

所以，面对红卫兵要求其交代罪行的指令，他于大字报上仅以“读史”二字草草了事。贴在墙上。

红卫兵质问他，他答。“时下无所事事，仅是翻阅了些许史籍，亦只能以此简略作答。”

事后他对张纯音（顾准，曾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共事的同事与挚友）说：“此乃一段非凡的历史篇章，置身事外，仿佛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，凝望中国未来的航向。”

他并非有意追求玉石俱焚的结局，昔日在劳动队的日子里，他在日记中亦曾提及，为了减轻折磨，“卑躬屈膝，笑脸相迎已至极点，那份困顿与厌恶之感，痛彻心扉”。

然而，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。在“文革”初期，他置身于河南明城之地。调任人员要求他撰写材料，旨在揭露某人往昔与国民党的关联。顾准回应称，此事他一无所知。对方立刻对他施以耳光。他坦然将脸颊迎向对方。在对方连续挥出十多记耳光后，终究力不从心，罢手作罢。

吴敬琏同行下放（著名经济学家）“我仍鲜明地记得，在那次毫无缘由便对他进行‘偷奸耍滑’指责的‘地头批判会’上，他直面如雨点般密集的指责，昂首挺胸，高声呼喊‘我就是不服’，那副神情至今历历在目。”

“我就是那个反对三面红旗的人，难道还有别人比我更反对吗？”

他不接受道德污名。

自幼便显得异常固执，面对老师在其作文旁批注的“猫粪狗粪，臭气熏天”，他当众将其撕毁，言道：“既然如此臭气熏天，何须保留？”

楼肇明（我国著名散文理论专家，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主任）我曾与顾准对弈过棋局，对他的个性颇感不以为然，“尤其是在复盘之际，他常常指手画脚，评头论足，对我的失误、失算尤为犀利，尽管我赢得比赛，他却毫不留情地对我进行指责与教导。他明明是输棋的一方，却表现得如同一位胜利者。”

后来，他得知顾藏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《圣经》。某日，他在阅读时，恰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撞见，随即遭到了严厉的斥责。“马克思曾言，宗教如同民众的鸦片，你为何还会阅读此类著作？”

数日后，顾准携带着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一书，向那位参谋咨询：“列宁曾言，修正主义者‘为了一碗红豆汤而舍弃了长子继承权’，这究竟作何解释？”

参谋无言，顾准言。此故事源自《圣经》之记载。若非熟读《圣经》，恐难以透彻理解列宁之思想。军宣队员们自此有意避开顾准，即便偶遇他潜心阅读，亦选择绕道而行，以避免尴尬局面。

楼感叹自那时刻起，他深刻领悟了顾准的至理名言：“归根结底，于局外人眼中，看似受制于人者非他本人，实为那些自诩监管者的人。坚持不屈，不甘失败，甚至能在逆境中反败为胜，将受欺凌与侮辱的处境逆转。”

六

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历经磨难，步入八十年代，人们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，回归到巴金式的朴素真理：“若无神，便无兽，我们皆为人。”

在文革尚未落幕之际，顾准不仅坚持着作为个体的尊严，更对宗教进行了深入的剖析。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他凭借着坚韧的力量逆流而上，追溯至马克思所推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根基。他洞察到，那杯底所刻的“神”字——历史唯物主义所依赖的一个先决条件——即存在一个不可改变的规律。然而，这种“图式”并未完全摆脱宗教的影響，它并非仅仅在于揭示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秘密，不断深化我们的认知，而是要求构建一个世界图式，并由此确立目的论以及必然与自由等一整套伦理观念。

他对之评价道：“所谓绝对真理，不过源自神界，抑或是神界的化身。”

这种对智力的不懈追求，非得摆脱世俗权力的束缚，人类智慧才能孕育而出。

他引用普罗米修斯之语：“直言不讳，我对众神怀有深深的厌恶——这正是哲学的本质所在，其核心理念直指那些未能将人的自我意识尊为至高无上的神祇，无论是天界的还是地面的。”

这正是他的信念所在——人的自觉性，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明。

凭借这种透彻洞察事理的逻辑思维，谎言无从遁形，屈服亦无从谈起。

《顾准日记》出版于顾准逝世后。

七

汪璧，其本名方采秀，与丈夫结为连理之际，正值两人投身于地下革命事业。彼时，他年仅十九，而她则二十有二。两人携手流亡，共同追求理想。而他撰写文章时所用的笔名“怀璧”，满含深情，意味深长。

他是她唯一倾诉者。

遭撤职之后，我向她倾诉内心的孤寂，她回应道：“投身于阅读之中，便能驱散寂寞。”她的话，不无道理。

每逢周六，她总会精心挑选一本小说，为他朗读，而他尤其钟爱《安徒生童话》。

她出差，他日记里记“闷闷不乐”。

自他被定成右派并流放到商城，生活已变得愈发艰难。

“接到秀信，言辞间流露出机械的格式，自踏入商城以来，首次于深夜时分悄然呜咽。”这话让人心碎。

她将顾自己的40元生活费资助于购买书籍，而她所领的工资则悉数用于养育五个孩子以及照顾一位老人。

他记录下那唯一忘却烦恼的时刻，那是在雨雪交加的凌晨四点半，他正站在外厨房帮忙添柴烧火。火势旺盛，带给他一种幸福感，一时间，脑海中原本想要记录的思绪都被这愉悦所淹没，仿佛陷入了沉醉的境界。

1966年，他遭秘密羁押，自述道。：“我在狱中的态度愈发坚定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仍旧不曾悔改。”他成为全国唯一一位两次被认定为右派的人。

他的母亲已年过八旬，在屋内反复念叨着：“为何我还不离世？为何我还不离世？”

他自拘禁之所归来，遂将母亲安置于山西妹妹的家中。在他即将离去之际，他的母亲那双眼睛紧紧地锁住他，凝视了良久。

那是母子诀别。

在那场大雪纷飞的小年夜，妻子提出了离婚，他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同意。自那以后，他不幸患上了心脏病。

汪璧

方采秀在致家人的信中曾言，若能摆脱束缚，她将即刻重拾婚姻的纽带。对此，顾准怀抱着近乎迷信的期盼，在周口店里，他深感痛苦与无奈。刀盒被马蹄踏碎，镜破谶言。。

他依旧坚持每周向妻子寄去一封信，而她每封信都认真阅读，却不再予以回应。他们经过深思熟虑，为了孩子的安全，宁愿让他们误以为父亲有所过错。

此后仅见面一次。

他怀着探望家人的心愿回到家中，却目睹了她口中牙齿尽失，面部凹陷，面色苍白，身体极度虚弱。“你为何还要继续伤害他人？”她痛苦地质问。

他心软走了。

冬日严寒，他寄来一信，言及归家取衣。抵达门前，却发现衣物已然摆放在门外，门紧闭，任他敲门良久，亦无回应。临行前，他特意将一张存折与粮票从门缝中塞入。

重返工作岗位，他手中接过一张由四个孩子共同签署的解除父子关系的文件，随之而来的是户口与粮食关系的移交。

他在日记里写：自那以后，连每月寄来的粮票上的字迹亦难觅踪影。我时常怀念他们。

1969年，他敏锐地察觉到妻子可能遭遇了不幸，于是向组织立下重誓，无论她是否已逝、疯癫或病重，这一切都不会影响到她的改造或下放。组织向他透露了真相，却只字未提“她的死期、死状、遗言，一概不知”。

汪壁因五年前涉嫌协助“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”而选择结束生命。她曾将他的全部手稿浸入水中，使之软化后揉烂，然后投入马桶冲走。资料堆积如山，以至于整个楼层的下水道都出现了堵塞。类似的情况，在解放前的革命岁月里，她也曾为他效力。

他唯一的慰藉，或许永远无人知晓——汪璧竟是以消毒用的来苏水结束了自己的一生，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。

她的遗书中仅留下了一句话：“协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文件，罪孽深重，死有余辜。”

她未对孩子留遗言。儿子道，母亲离婚乃是为了我们孩子的福祉，她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。在正式提出离婚之前，她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。

唯有顾准深知：“她已是力不从心，实在支撑不下去了……”

他写得知噩耗，我急忙去打来饭菜，然而仅仅尝了几口，悲痛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我无力地伏在饭盆上，放声痛哭。然后他写“尽管如此，我仍强忍住内心的波动，尽力将餐食一勺勺吃完，因为生存的意志在我心中熊熊燃烧……”

在那日后的日记篇章中，他的文字不再如同往昔那般激情澎湃，个人化的评述和描绘几近难觅。仅记三次梦醒时分“痛哭失声”的经历，均与对妻子的缅怀相关，“我所拥有的一切欢乐，皆是她所赋予”。

据骆耕漠著名经济学家，前国家计委副主任回忆：在那个时期，尽管顾准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，他还是购置了一盏配有两个绿色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。面对江明的疑问，他选择了缄默，并未解释原因。直至后来我们方才明白，他此举是为了缅怀已故多年的汪璧，仿佛她依然坐在他的面前。

他后来阅读了《茵梦湖》，书中讲述了一位男子因失去心爱的女子而孤独一生，读至动情之处，他不禁泪如泉涌。归还书籍时，他反复念叨：“哀而不怨，哀而不怨。”

吴敬琏说，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仍向我倾诉，那句话轻柔却深刻：“他此生，只倾心于一人。”

在我对他深入了解之后，我深刻体会到了胡适所言：“爱情的代价是痛苦，面对爱情的唯一途径是学会承受痛苦”——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对国家的热爱与学术的追求。

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签署了认罪书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尽管这对他而言是一份奇耻大辱，但他或许也相信，这样的举动能多少改善孩子们的命运。

1974年，他的孩子毅然拒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探望他，“在深切的职业激情与对顾准的强烈厌恶之间，父子间的常规情感已不复存在”。

12月3日凌晨，大雪中，他离世。“我已宽恕了你们，亦愿你们能对我予以谅解”——这便成了他留给孩子们的最后一句话。

我的妻子汪璧、顾准的母亲顾庆莲，以及顾准本人；前排自左而右则是：次子高梁、幼子顾重子、次女顾秀林。

八

顾准的孤独并非源于境遇的挫败——在落寞之中，尚存幻想或憧憬的可能。他的孤独，源于在洞察了绝境的真相后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心甘情愿地驻足于这片绝境之中。

他往昔堪称理想主义的化身，然而，当他洞悉理想主义演变为专制主义的症结所在，宛如在心智深处经历了一场自我否定，仿佛亲手终结了心中的那份理想。

那是场血肉横飞的激战，个体对曾深信不疑的理念失去了敬畏，需直面深重的思想动荡。当从“诗意的理想主义”转变为“冷静的分析”之际，痛苦不已。他自比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，感叹自己“因无信仰而迷失，无所依托”。

但是他克服了。

这场胜利并非源于单纯的仇恨与绝望，而是建立在认知、推理与批判的基础之上。它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批判，这种批判指向我们曾经真挚信仰、倾注了全部生活的信念。

同时，批判并非等同于“偏执，贬低，抹除”，实则是对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，“既能够承继并吸纳其中一切优良元素，亦能有力地反驳并摒弃一切错误观念”。

他正如朱学勤所言，“幽暗如石，孤灯似豆，于思想的深邃之路上孤勇前行”。

他屡次指出，我国人民之所以缺乏钻研精神，往往止步于表面，导致“我国拥有诸多天才，却缺乏科学领域里系统性、持续不断的前进——那种不原地踏步、不倒退的进步。我国人民擅长综合，但这种综合往往基于片面与不足。”

1974年，顾准及其弟陈敏之（右侧站立者），共同置身于北京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院内。

无书可著，仅与弟相伴。（陈敏之，一位享誉国内外的知名经济学家，曾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之职）在与他人的通信往来中，以“热恋般的热忱”挥毫泼墨，记录下厚重的篇章。他以“执着探求的质朴直率”为笔，挥洒《希腊城邦制度》与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，正如吴敬琏所言，其研究无不聚焦于“娜拉出走后何去何从”——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，政治与经济将走向何方？

当时，文革的硝烟尚未散尽，他已步入暮年，身患重病，病入膏肓。他自己心中清楚，世间鲜有人愿意倾听一位老人的低声细语，然而他仍执笔书写：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构成民主的基石，它们并非民主存在的先决条件。究其根本，民主仅是一种手段，其根本的出发点在于追求进步。因为，只有认识到权威主义会阻碍进步，才能明白权威主义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，而民主便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途径。唯有科学精神，方能确保人类不断向前发展，亦唯有科学精神，才能撕破权威主义及其所依托的、看似恩赐的民主面纱。

凭借直觉固然可以发出批评之声，然而，顾准式的批判，却如同以强劲之力，将那披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自根基处撬开，这无疑是最能摧毁其合法性的锐利武器。

这正是顾准所蕴含的力量——那是一种深究事理、逻辑严密的强大力量。

贝多芬四重奏中不断回响的“难道真的只能这样吗？难道真的只能这样吗？”

顾准所著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一书的部分手稿，原本系其与胞弟陈敏之之间的通信往来。

九

他曾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任职，这才恍然得知，原来他的办公地点与我居住之地相去不远。然而，时至今日，那座大楼的守门人对于顾准其人及其曾居之所，早已一无所知。

他的骨灰中有一半被撒在了我家附近的河流之中。那是因为在他暮年之际，他时常沿着这条河畔漫步。那时的他，依旧穿着背带裤，头上戴着一顶取自旧帽的白布衬里。关于这其中的缘由，无人知晓，更无人询问。我揣测，或许他是为了纪念逝去的妻子。

在这河畔，他的思绪暂得安宁，当夜幕低垂，独自一人踏着归途，那份落寞与哀愁恐怕难以言表。

屡次站起身来，从电脑前望向窗外那弯河流，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向了顾准——若他身处一个相对安宁的时代，拥有一张书桌，他将能成就何种辉煌？

知晓他的存在，人们便深知自身无权傲慢自大，亦无权沉溺于虚无主义。他早已言明，历史不容许人们抱怨。

但知其存在，如王元化。学者、思想家、文艺理论家言之，你便难以再寻得平静，“一旦作者将诸多问题抛出，你便无法轻易抽身。这些问题驱使你深思，驱使你反思，并对你那因习惯惰性而深植脑海中的固有观念进行审视与考验”。

我最深切的感悟，便源于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坚定信念。临终之际，他留给吴敬琏的教诲是“守时待机”——“终将迎来变革之日，届时务必有所准备，以应时而变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“顾准彻底重塑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。”

十年后，顾先生离世，他的子女们终于得以拜读他生前的日记与通信整理成册的文稿。

“我们的一生中，仅有一位父亲，我们对他又付出了多少关爱与陪伴呢？”顾准长女所述，“为何我们普遍怀有炽热的爱国情怀，愿意投身于超越个人与家庭的大事业，却长期将此视为不同的路径？……症结在于，为何我们所采纳和遵守的准则，无法容纳新思想，哪怕是可能更加科学的见解？究竟是我们需要审视、更新的哪些部分，才能防止未来对家人乃至社会造成愚蠢的失误？”

我们身为顾准的传承者，唯有直面这些问题，方不负顾准之精神，方能断言数十载间，时代确已向前迈进，不过是两岸猿猴空自哀鸣罢了。

顾准坚决抵制将任何人奉为神明，其思想虽有不足之处，然未来之世在评价个体时，绝非仅以成败得失为单一标准。

遇罗克说过，所谓永恒，便在于其在子孙后代的灵魂深处唤起深刻的共鸣。

顾准简介